在提及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同时，先来解释一下“人文主义”这个词汇。""人文主义" 一词的来源还可以上溯到拉丁文 humanitas （意指 "教育" 或 "学问" ）。在文艺复兴时期， humanitas 意指一种理想，它代表人类美德的全面发展。这个词不仅包含着仁慈、宽容、审慎、毅力等个人应具有的品质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还意指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，即人们应当投身于社会生活当中，正如美国人文主义者宣称的——“人文主义”是一种生活、思考与行为的方式，他允许每个人都实现自己最热切的愿望，并成功地获取幸福，使生命完美。人文主义者对他们自己的道德和生命承担责任，也对他们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承担责任，人类价值和同情心，以及对宽容和合作的需求。 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其人文素养的高低，既是其文明程度和生存状态的重要标志，也必然是其发展支撑的底蕴。而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的改善和提升，要关注青年学生，因为他们此时的人文启蒙，此时确立的终极关怀，只要是真正的纯粹和彻底，就可以树立人性和理性的素养！ 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，曾经说：“大学教育应该培养‘人’，而不是制造‘机器’！”而蔡元培先生则进一步提出：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……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，经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，完成他的人格，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；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，给抱有他这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。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《大学一解》中讲：从心理角度看，人格可以分“知、情、志”三个方面，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“知”的灌输，不重视“情”与“志”的培养，再加上学校的课程太多，学生压力很大，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，这就导致“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”的状况。造成只知随声附和、人云亦云，不敢力排众议、自作主张的局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校里“每多随波逐浪之徒，而少砥柱中流之悲”，也就难免了。另外，梅校长还反复强调，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的古训！在他的《工业化前途与人才问题》一文中，再次强调，“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，它的最大目的是原在培养通才……它的最大效用，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”。 冯友兰先生也提出：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以专业知识外，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，一颗热烈的心，只有这样，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，对是非有所判断，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，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，不至于人云亦云——另外，冯先生也对“人”是什么，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，做了通俗易懂的解答：所谓“人”，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、看法，对以往以及现在的所有价值的东西——文学、美术、音乐等都能欣赏，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“人”！冯先生还说，大学教育的目的应以“君子不器”为规则，因为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、穿衣等“有用”的问题，还有其他许多需要——因为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，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，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！ 爱因斯坦在为《纽约时报》撰文说：仅仅“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，通过专业教育，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，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盛情，那是最基本的，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。否则，他一连同他的专业知识——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，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”。 由此见，大学的真正教育功能是对“人”的教育——教育应当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，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，于身体的活泼，心理的朴实为重要“。

构建多位一体的人文素养教育体系。更新人文素养教育理念。重建当代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，前提是高校自身要对此高度重视，在人文素养教育这一工作上统一思想，更新教育理念。 只有把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提高到专业教育的高度，推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，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才有收到实效的可能。优化人文素养教育的课程。要在专业教育体系中注重人文学科课程的设置，加强文理渗透，与专业联系的人文课程必须占适当的比例，并在机制上予以保障，实现人财物的科学投入；要转变课程开设方式，使课堂从“工具性作用”向“导向性功能”过渡，改变“满堂灌”的教学模式，让学生尽可能地体验式参与； 要提升教师队伍自身的人文素养。“身教重于言教”，教师的示范作用和榜样力量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。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。通过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，使学生主动参与，身处其中，促使文化知识不断内化为大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。 建设格调高雅的大学环境文化。高校应在强化物质文化建设的同时，强化校园文化的“软实力”建设，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影响，进而提升人文素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