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心中的孔子 孔子离开我们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了，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不识字，也许有人一生都没有阅读过孔子的书，他的道德观念、人生理想、处世方法，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的烙上孔子思想的烙印。他实在是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他是我们全中国人的老师。 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。他的降生可乐坏了他那六十六岁、头发花白的父亲叔梁纥。但他并未能看着他长大，在孔子三岁时，他留下了孔丘与他的母亲相依为命。为了糊口年少的孔子干过许多苦差：下地种田，放牧牛羊，给人看守粮草，替人做办丧事的吹鼓手……但这些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普通劳力。因为它生长在一个并不普通的国度——鲁国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造就人才吧！鲁国是周公的封地，是唯一一个能用礼乐祭祀祖先天地的诸侯国。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沦为二等诸侯国，但在文化上仍保持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，以致到春秋晚期还享有“周礼尽在鲁”的名声。幼年的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下对礼仪制度非常感兴趣。他和小伙伴们做游戏时，常把玩具当祭祀品摆设起来，模仿大人们祭祀时的各种礼仪动作。从十五岁起，孔子发奋读书，此后刻苦好学，熟练掌握了礼节、音乐、骑马、射箭、写字、算数六艺，精通六经。到三十岁左右，孔子已是远近闻名、学优品高的大师了。 但在那个群雄逐鹿，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，孔子主张各诸侯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，同时还应正名，在思想方面，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，这些中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权利。因此，孔子的才能一直没能发挥。直到他五十一岁那年，他凭借他的才识与胆魄，在夹谷之会中，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破产。孔子初露锋芒，但它并未让孔子在政治上平步青云。鲁定公的没主见，贪图享乐，阳虎的叛乱掌权，终于让孔子明白，时不待己，若不趁年轻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。因而在他五十五岁那年，他领着他的一批学生踏上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涯。 十四年中，孔子和他的学生东奔西颠，奔波劳碌，在陈国、蔡国断绝了粮草，差点就饿死，有时又被形容为到处流窜的丧家犬，最终却一无所获。然而孔子却活得自在，他所到之国，必能听取那国的政事，就是凭借他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俭朴、谦让来得到的。他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每个人，尤其在他的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学精神和快乐精神。 这说到好学，孔子曾说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为学也已。”而孔子自身也做到了发奋忘食的境界。的确，孔子这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。孔子曾向鲁国的音乐大师师襄学琴，一连学了十几天，师襄满意的说；“弹得不错。”让孔子另学一首新曲，孔子却摇头说，曲调虽然是掌握了，但技巧运用很不娴熟，又过了几日，孔子已弹得行云流水般动听，却仍不满意，因为曲子的蕴含道理还没有领会，直到有一天，孔子体会到曲子的作者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时，他才兴高采烈地认为他学好了一首曲子。还有我们孰知的成语韦编三绝，不也正是孔子勤奋好学的典故吗？孔子晚年读《易》，古时候的书是用牛皮绳把竹简编窜起来的，孔子反复读，《易》的牛皮绳竟断了好多次。还有一次孔子听韶乐的演奏听得细致入微，如醉如痴，以至“三月不食肉味” 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一个刻板、无趣的老学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孔子可以说，是中国最早创造快乐哲学的人。 有一次，叶县的县尹对孔子的个性也很好奇，就问子路，说：“你们先生孔子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呀?”哪知子路一时答不上来，只好回来告诉先生。孔子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他呢：这个人呀!心中感到快乐时，就会把一切忧虑全忘了，连自己已经到了老境也浑然不觉。” 还有一次，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邻居，对他大喊大叫道：“伟大呀孔子！你好像什么都会，却没有一样可以让你成名。”孔子听了，戏谑地对弟子说道：“是啊，我会点什么呢？是驾车呢，还是射箭呢？我还是驾车算了。”那神态既是自嘲也是玩笑。 孔子对快乐的要求也极为简单，他曾说：吃着粗饭，喝着白水，曲着臂膊当枕头用，快乐就在其中了。所以，他对颜回的赞赏就是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可见，在孔子的心目中，快乐多么容易达到。所以当他的弟子曾哲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：“遇到暮春三月的天气，穿着新缝的单夹衣，约上五六个朋友和六七个童子，一起结队去沂水边，清洗面手，一路吟风披凉，直到舞雩台下，大声歌咏一番，然后再慢慢地回家。”曾哲的这番话还没有说完，孔子就大声地叹道：“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呵。”从孔子的这个理想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追求的是一种快乐而率真的生活。 与其他文化中的大思想家相比，孔子的特殊之处在于，他的教诲都是集中于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小事。他教你怎么做一个人，怎么培养自己的修养。他的思想不是拒人于外、与普通人无关的，他教你的东西，就像是祖父与孙女的对话。因此我心中的孔子真真切切的是个伟大的老师！

我眼中的孔子：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“德道”思想体系：在个体层面主张“仁、礼”之德性与德行。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（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）为基础，以立人极（“三极之道”）为旨归，以人道与天道、地道相会通，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。 孔子的仁说，体现了人道精神，孔子的礼说，则体现了礼制精神，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。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对于任何社会，任何时代，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，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。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“大同”，在大同的世界里，天下的人，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，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，而是相互敬爱，爱天下所有的人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，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，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，女人有满意的归宿。天下没有欺诈，没有盗贼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人人讲信修睦，选贤举能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“礼”与“仁”，在治国的方略上，他主张“为政以德”，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。这种治国方略也叫“德治”或“礼治”。这种方略把德、礼施之于民，严格了等级制，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。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。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，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，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，出现了“王道哀，礼义废，政权失，家殊俗”的社会现实，“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”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。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。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，“仁”与“礼”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。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“天下为公”的大同社会。“大同”社会的基本特点是：大道畅行，“天下为公”，因而能“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”，“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，阴谋欺诈不兴，盗窃祸乱不起，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，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。“小康”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。“小康”社会的基本特点是：大道隐没，“天下为家”，“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力为己”，与这种贫富不均、贵贱不等相适应，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、伦理道德，“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妇”，“以立田里，以贤勇知”，相应地还要设“城郭沟池以为固”，由是，“谋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”。这种社会显然没有“大同”世界那样完美，但有正常秩序，有礼、仁、信、义，所以称为小康。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“私有制”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“盛世”。